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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事迹一
开国总理周恩来与河北这片热土可谓是情缘深厚，源远流长，有着浓厚的情结。河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在秦皇岛：他为耀华玻璃厂解决了大问题
1957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周总理到北戴河出席一个会议，早上从青岛乘飞机抵达山海关，后乘车去北戴河，途中视察了耀华玻璃厂。视察中，周总理对工人的健康非常关心。当他看到采板工人在高温下操作时，就问“工人这样工作8小时吗?”厂领导告诉他：过半个小时就轮流休息一次。他说:“这还好，但是还要降温，要改善劳动条件”。从采板工段出来又看了原料车间。总理早知原料车间的粉尘危害严重，就关切地说：“粉尘要解决，要注意工人同志的健康啊。”总理还很注意厂里的经济效益。走到煤场时，他问：“你们用的是哪里的煤呀?”厂领导回答：“是抚顺煤。”总理听说是抚顺煤，就问：“抚顺煤离这远，开滦煤离这近，为什么不用开滦煤呀?”厂领导回答说:“开滦煤是出口的，不供应我们。”总理听后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是搞经济的，要算经济账，可要注意经济效益呀。”事后，耀华玻璃厂就此专门向李富春副总理写了报告，不久就开始供应了开滦煤。这样一来，耀华玻璃厂节约了一大笔运输费用，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提起这事，耀华玻璃厂的干部职工都无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可为“耀华”解决了大问题。
在张家口：他的足迹深深留在官厅水库大坝上
河北历来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周恩来十分关心河北的水利建设。从解放初期直至“文革”前，他走遍了河北各大水库，为河北兴利除弊，为河北人民的安定幸福呕心沥血。
官厅水库位于张家口怀来县境内，这里水患连年不断。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就审议了华北水利工程局制定的修建官厅水库计划。周恩来十分关注这项工作，他在11月20日，接见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就勉励河北水利工作者，要以大禹为楷模，努力治水，为人民除害造福。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1951年10月，官厅水库破土动工。这在当时，是举国瞩目的重大水利工程，官厅水库的建设，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 1954年5月，官厅水库建设工程胜利竣工。库区面积230平方公里，总蓄水21.6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的建成，减轻了多年的水患，实现了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堵住山峡口，锁住永定河的愿望。
1955年8月22日，周恩来亲临官厅水库视察。他一路上做调查，问情况，踏上大坝后，又详细向官厅水库管理处的负责人，询问了水库工程质量和效益情况，并提醒要加强库区建设，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水里有鱼，山上有树。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官厅水库工作人员牢记周恩来视察时的指示，继续进行库区建设，使官厅水库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坝高由原来的485米增加到492米，库容由原来的21.6亿立方米增加到41.6亿立方米;溢洪道经过拓宽加深后，泄洪量达到每秒6000立方米，比原来提高了8倍多，从而大大提高了防洪能力。且水库管理处还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唐山：他置身煤井下体察矿工的甘苦
在唐山，每当谈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人们总有滔滔不绝的话题和发自肺腑的真情。建国后，周总理曾经6次来唐山，他那光辉的足迹，亲切的音容，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唐山人民勇立潮头、奋发图强，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业绩。
唐山开滦煤矿是我国特大型煤炭企业。它始建于1878年，迄今已有126年的历史，开滦煤田富庶广袤。煤田总面积890平方公里，已探明储量71亿吨。肥煤、焦煤是主要煤种，其余为1/3焦煤和气煤，是冶炼、化工、动力的首选用煤。
为了充分发挥这一骨干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1958年9月1日，周恩来视察开滦煤矿。人们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几辆小汽车嘎然而止，停在开滦唐家庄矿煤井旁。车上走下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委员长。之后，在矿领导的陪同下，他们穿上矿工服，戴上安全帽，蹬上长筒胶靴，乘罐笼直奔井下，而后又换乘载人矿车到作业面。在车厢里，他们与开滦的领导挤在一起热情攀谈，详细询问矿工的生活情况，并不时用灯向车外探照着。到工作面口，他们走下矿车，脱掉身上的棉袄，径直向工作面奔去。巷道凹凸不平，坡度很陡，空气湿度也大，走起路来十分费力。遇到巷道较矮处，需要猫腰穿过，两位领袖精力十分充沛，步幅跨得很大，一边走一边不住地询问着情况，没有一丝倦意。水力采煤工作面上，水枪喧嚣，煤流倾泻，水枪司机杨广顺正在聚精会神地采煤。突然几束灯光照进了工作面，杨广顺扭头一看：啊，这不是相片上的周总理吗?他的思路还未收回，两位领袖已经伸出手来。杨广顺双手沾满了水和煤泥，黢黑黢黑的，他想用水洗一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正在他犹豫时，总理、少奇已经摘下手套，紧紧握住了这双粗壮有力的手，杨广顺眼含泪花，激动得不知说啥好。
水枪喷出的高压水柱直冲煤壁，煤壁被一层层切割下来，发出哗哗巨响，周总理看得出神，大声说：“水的力量真大呀。”水枪停下来了，周总理走过去和杨广顺握手，又屈身向前扳动那水枪，像水枪司机那样转了几下，朝着杨广顺问：“掌面上煤层有多厚?每天产量多少?开采时用不用爆破?矿水枪压力有多大?”杨广顺一一作了回答，并兴奋地报告说：“水力采煤的好处多了，产量高、成本低、又安全，真是多快好省，是国际上先进的采煤技术。”两位领袖听到这里，互相点头微笑，示意杨广顺再表演一次水枪采煤，杨广顺像得到命令似地虎步上前，重新握住水枪，见周总理正站在他的身旁，生怕不安全，周总理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连连摆手：“不怕，不怕。”水枪吼叫起来，煤像流水一样飞泻而下，化作一曲煤矿与祖国、矿工与领袖的礼赞。两位领导人对水力采煤兴趣非常浓，陪同参观的负责同志一再劝他们早点上井，可他们却执意要看完水采的全过程。从水采工作面到流煤道，从管道运输到脱水筛，看了个仔仔细细。
50年过去了，古老的开滦煤矿已焕然一新。周恩来、刘少奇当年视察的那座矿井虽然已不再利用水力采煤，然而，唐山却建起了另一座全国最大的水力采煤矿井。50年过去了，矿工们仍然没有忘记，我们的领袖曾在这里下矿井，钻煤层，共和国的领袖永远和矿工在一起。50年过去了，这历史的光辉一瞬，将永远记忆在唐山人民和开滦矿工的心中。
在保定：他深情地为安国制药厂挥毫题词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农业亩产达到千斤，甚至万斤，一个比一个喊得响。针对这种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到河北视察。 12月24日，周总理一行从保定出发来到安国。当时县委的负责同志首先向周总理汇报了全县“大跃进”的情况。在汇报中，凡在场的同志都感觉到，周总理似乎对“大跃进”中的“高产卫星”、“昼夜鏖战”并不感兴趣，而是要求去农村看看。他先后视察了伍仁桥公社医院、安国制药厂、安国中学等地。
在安国县制药厂，周总理连续看了粉剂、蜜丸等四个车间，亲切地询问了工人的生活情况，关心厂里的技术革新。在粉剂车间，周总理看到包装工序贴瓶签的快速办法，高兴地招呼随行人员说：“快来看，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在蜡丸车间，周总理听取了青年女工汇报革新成果，并观看了操作技术表演。在制剂车间，周总理观看了醇剂生产作业一条龙的生产运转线，看到药液从很远的生产车间顺着玻璃管道流入装瓶车间时，周总理连连点头说：“这很好，既省时间，又省人力，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是工人的智慧啊!”在蜜丸车间，周总理看到颗颗蜜丸从工人们自己制造的蜜丸机里滚滚流出，高兴地说:“这才是工人的力量。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医药工业的发展就大有希望。”在周总理视察完毕即将离开药厂时，一名青年女工双手捧着一个粉红色大型纪念册，跑到周总理车前说: “请总理指示!”周总理明白她是受全厂职工推荐而来，笑着说:“怎么?你们要考考我呀?”说着，走到已经准备好的笔墨桌前，稍加思索，在纪念册上挥笔写了“敢想、敢说、敢干、苦干、实干、巧干”十二个光辉大字。这十二个大字充满了关怀和鼓励，成为药厂干部工人最好的纪念。
在石家庄：他蹲在田间拾麦穗，希望大家颗粒归仓
石家庄是北方小麦高产区，素以盛产小麦、棉花著称。石家庄市郊区的槐底大队则是北方小麦高产的典型生产队。1959年6月，正是北方麦收时节，金色的麦海一望无际，甚是令人喜爱。6月8日下午，周总理来到这里视察。
当时周总理头顶骄阳，兴致勃勃地沿着田间小路，由西向东视察槐底大队第八生产队麦田，他边走边问槐底大队队长孔令为：“全村共有多少人口?种了多少亩小麦?估计平均亩产多少斤?向国家缴纳多少征购粮?完成征购后剩下的粮食够不够吃?社员生活怎么样!”听孔令为等人说今年估产平均每亩可达600多斤，总产可达150万斤以上，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口粮还富余时，总理十分高兴地说：“那好啊!别的地方要向你们学习了。”接着，总理又分别视察了由8位60岁以上老农种的试验田和妇女种的试验田。总理握着老农试验田的组长、扛长活出身的老农陈丑子的手，说:“你们的试验田种得不错啊!”
麦收时节，不少市内工人、干部、学生们到郊区参加麦收劳动。收麦的工人中有人看到周总理，惊喜地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看周总理去!”附近地里社员、干部、工人都从四面八方拥来，高喊着“周总理好!周总理好!”总理高声对群众说：“城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来帮助农民收割小麦，这很好，希望大家要收割干净，努力做到颗粒归仓。”当周总理视察完毕又返回到第八生产队收完的麦地时，发现地上丢了一些麦穗，就蹲在地上拾了起来。陪同的人员看到总理这样珍惜粮食，也都蹲下拾起来。孔令为说:“总理，这是拣过一遍的。”总理说:“拣过的没拣干净还要拣嘛!麦子丢了太可惜，要发动群众再拣拣，一定要做到精打细收，颗粒归仓。”孔令为表示要再拣拣，一定要做到丰产丰收。
在邯郸：他和农民交朋友，了解民意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又在八届九中全会再次要求，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5月3日，周总理来到革命老区邯郸武安县(现改为市)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先后视察了武安县伯延公社的食堂、拖拉机站、供销社、饲养场，走访几十户社员家庭，同30多位社、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交谈。当他在社员家中看到，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之后，令他十分震惊。当地群众在抗战期间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他们仍旧这样贫困，周总理感到十分痛心和内疚。
伯延公社先锋街的贫农社员张二廷，是周总理经常利用会前会后、饭前饭后的时间，访问的重点户。周总理常去他家看看、坐坐、拉拉家常。张二廷也不失农民忠厚耿直的本色，向总理反映了不少真实情况。周总理为交到这样一个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感到很欣慰。他诚恳地告诉张二廷：“你以后不要叫我总理了，叫我周恩来。”而且总理探望张二廷时，发现他孩子多，生活困难，又没有家庭主妇料理家务，就对二廷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张二廷非常感动，但他想到总理管着国家大事，坚决回绝了，表示不能给总理添麻烦。张二廷感激周总理对他的好，向总理反映了不少真实情况。周总理怕因此让张二廷受到不公正待遇，从1961年一直到“文革”前夕，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周总理在武安调查期间，为得到第一手材料，他还十分注意亲身体验生活。他在武安吃了4顿午餐，却换了3个食堂。第一天的午餐，是地方干部安排的，地点是在公社食堂。第二天中午，遵照总理的嘱咐，总理被安排在万家过道的大队食堂吃。为了总理的安全，也为了让总理安静地用餐，大队安排社员们提前打走了饭，然后才让总理去用餐。这顿饭吃得与第一顿饭没有多大差别，总理吃完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但他感到这种提前打了招呼，作了准备的派饭还是不能反映大多数食堂的水平。到了第三天中午，总理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就带着总理到前进街食堂用餐。干部们一进食堂就问：“还有饭吗?”“有。”说话间，总理也进了食堂，伸手掀开锅盖看了看，见是半锅面糊糊，就坐到了一条板凳上，等着吃饭。干部们无奈，只好给总理少盛点，递过块咸菜，让总理尽快吃完这顿饭了事。饭后，总理满意地说：“这才是群众的食堂呢。”为了掌握农村食堂的真实情况，他不仅亲自到食堂吃饭，还多次召开座谈会，鼓励干部和群众说真话。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周总理发现不少群众对食堂不满，于是他对调查组的同志提出，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自愿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根据这个意见，调查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有20%的人会留在食堂。但是在胜利街第一小队宣布了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全部退出了食堂。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总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同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根据调查研究，掌握的真实情况，决定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