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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塘约道路心得体会一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xx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塘约道路》与“毕节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毕节而言，激活创新基因，才能决胜精准脱贫;着力解决思想贫困问题，是推进毕节精准扶贫进程的前提;提高政策的理解力、执行力是决胜精准脱贫的基础;找准问题，因地施策是决胜精准脱贫的重点;科学编制严谨的产业规划，是决胜精准脱贫的根本;正确引领舆论是决胜精准脱贫的关键。当然，毕节的几千个村都不同于塘约，在毕节精准扶贫工程中发生的种种“奇迹”和创新，除了毕节人的智慧和勇气外，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回到试验区建立以来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要找出“一以贯之”的“历史和人文的因素”。《塘约道路》不可以搬到毕节的每个村，但他的经验和精神可以复制到每个村。
2017塘约道路心得体会二
每年都有大量的出版物面世，读者依据什么标准选择阅读?写作者凭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对一部作品或者对一个作者来讲，写作价值的最高体现应该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影响。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只有7万字，封面素净，不见腰封，也没有各种提要，掂在手里，却让人联想起报告文学的“盛世年华”，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时期，一字一句重千钧。关注这部作品者，自然有文学界人士，但更多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经济学学者，是各级政府管理层，是直接有利害关系的农民。因为它对指导实践有帮助。这些都是这部报告文学产生的社会效益。
诚然，让《塘约道路》引起社会关注，是“道路”本身。书中写到的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是“榜上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穷则思变，由党支部出面，把农民手里承包的零散土地集中在一起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已经离开乡村的青壮年农民开始陆续返乡，被撂荒的土地重新种上了粮食，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重新凝聚人气的乡村拥有了活力和吸引力。在塘约村的土地确权流转和使用改革中，重新提出了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领导作用这两大原则。显然，与大多数乡村社会发展现状相比，塘约道路是依据塘约村现实状况进行的大胆改革，虽地处西南一隅，这种机制性的探索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大政治。
这部作品记录的实践、提出的问题、做出的思考，涉及农村社会自主建设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属于农村发展道路性探索。虽然，这条道路与农村现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这条道路本身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尚待完善，但是，这条道路及其实践对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话说回来，塘约道路即便是“异类”，是“典型”，但如果不是王宏甲独具慧眼，用文字生动简约地写出来，使这条“道路”迅速获得较大范围的传播和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实践中这一“新生事物”未必就能及时地获得关注和体认。从这个层面上说，作为一个作家和一部文学作品，已经“超额”实现其文本价值，它使文学写作重新获得神圣感。
在文学写作的诸多类型中，报告文学也好，非虚构写作也好，由于写作的对象是客观存在，对于真实和真相的发掘至关紧要。这个发现和发掘，需要胆识。胆是勇气，识是视野。有胆才能发人不敢发之言，有识才能发人不能发之言，胆识相连，写出的文章才能传道解惑，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
“我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不敢不写”。作家不仅用眼睛看到了他们自救的能力和基层组织的力量，而且多次深入田野调查，通过有理有据的写作，把塘约村这一典型在精准扶贫中的有效性勇敢地写了出来，向整个社会作传播，提请大家研究。“文以载道”，王宏甲的这种写作重拾了中国文学或者文史的优良传统：“解惑”——能够发现问题，“传道”——传播方法、解决问题。
“看到了”和“写出来”，都需要胆识。在时间和空间上，报告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都是靠前站位，对于现实的书写是正面强攻。社会反馈和社会效益是对报告文学写作最客观的鉴定。现实生活纷繁复杂，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作什么样的判断，决定了作品的品质。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学包括报告文学写作都有很多议论。当下，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转型，社会各个层面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和翻腾，身处生活现场的报告文学应该有更突出的作用才是。报告文学如何才能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赢得更多读者?
社会效益是报告文学写作价值的重要构成，进入历史现场，深入生活深处，及时敏锐地把握社会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及敏感问题，摸准关节点，下情上达，这是优秀报告文学的创作经验，这些经验一直是有效的。从这点来看，就能理解为什么《塘约道路》这样一本中篇规模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迅速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反响。首先，它敢于并善于抓住社会敏感问题，问题抓得准、抓得实，具有深刻的前瞻性和建设性。
这些年，报告文学写作中一个大的毛病是，许多写作者调研功夫不肯下，事实掌握不清楚，思考不到位，甚至文字也不过关，就急于下手。面对现实发言，写作者自身认识不清，是致命伤。《塘约道路》凸现了写作者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格局。家国情怀和历史格局看起来是大词，对于一个写作者，它们就是价值维度和哲学维度。由此，才能从现实的枝枝节节中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本质和趋势。
在《塘约道路》中，王宏甲最后写道：“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这种思考，决定了作家写作的情思和境界。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庸俗实用主义价值表达，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其对人性的“本来”所进行的探寻和追问，这是哲学层面的思索。王宏甲在写作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学术严谨风范十分突出。采访、探究、写作犹如反应堆，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各种元素在创作主体的内心积累酝酿，最后达到一定的浓度和温度，突变，爆炸，产生巨大核能。
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历史的高度、现实的深度、哲学的维度三者统一，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才有可能产生，才能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高门槛。这道门槛如果不树起来，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就不会有大的突围。
《塘约道路》的经济学、社会学价值先不忙下结论，留待时间评估，倒是这本书对于报告文学写作的贡献应该及时得到研究。作为一部报告文学，《塘约道路》首先是一部文学性强的作品，它的文学性建立在形象丰满和细节讲述充分有力的基础上。这是一部有针对性的有价值的反映时代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